上海标签印刷网—-传奇人物王均瑶的发家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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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根出身,草莽创业,王均瑶能否称得上是我们时代的“经济英雄”?他的“胆大包天”是创造了财富神话,还是制造了财富泡沫?他的离去,是否意味着“以勇创富”时代的结束和“以智取胜”时代的开始?
  上海很久没有下雨了。
  然而2004年11月13日,上海的天空却突然下起了雨。这雨疏一阵,紧一阵,空白一阵。雨水在冷风中飘洒,落进了人们的眼中,也落到了人们的心上。
  1000多名群众冒雨来到上海龙华殡仪馆,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——看王均瑶最后一眼。白玫瑰扎就的花圈立满通道两旁,尽管挽联早已被雨水打湿,但上面的名字仍然清晰地闯入人们的视线:王均瑶,王均瑶,王均瑶……
  遗像旁悬挂的挽联是:忆当年胆大包天名震四海成改革英雄,看今朝英年早逝声撼神州得百年美誉。32个字浓缩了王均瑶灿烂而简短的一生。厅堂正中那张英姿勃发的巨大遗像让 人看了一阵心惊。
 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,王均瑶安静地躺在那里,终于没有看到这场久违的大雨。
  王均瑶的母亲坐在椅子上,不住地用难懂的温州方言叨念着,像是在为早逝的儿子超度亡灵。王均瑶的两位兄弟王均金和王均豪分立于母亲左右,接受人们的慰唁。王均瑶的妻子手捂胸口坐在婆婆身边,已成泪人。持久的巨大悲痛使她的身体四肢沉浸在一种晃动的状态中。王均瑶的小女儿——这个三岁的孩子还不懂什么叫生离死别,只知道以后爸爸再也不能带她去吃必胜客了。
  王均瑶生前不是政要,也称不上巨商,可他在中国商界创造了“胆大包天”的创业神话,他的死怎能以一个“累”字了得!
  王均瑶是经济时代的英雄,他的匆匆离去,是一个经济英雄的悲壮之举。他走了,像风,像雨,像雾……留给我们很多悬念。
  2004年11月15日,笔者对王均瑶走过的路进行了调查梳理,将王均瑶真正的死因告诉给读者。
  
  锦衣背后的贫寒童年
  
  王均瑶虽然死在繁华的上海,但他的出生地却在远离上海的一个小渔村——坐落在温州市苍南县大渔镇。这里一边临海,三面环山,距离县城有50多公里。过去这里一直没有公路,村民要进一趟县城,得翻山越岭,步行5个多小时。
  2004年11月17日,笔者来到笼罩在蒙蒙冷雨中的大渔镇渔岙村。虽然温州有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之说,可是这里除了山就是海,看不到田。此时正值海水涨潮,停泊在海边的渔船与最靠海的房子,几乎在同一平面上。村背后是山,很陡峭;村前面是海,很辽阔。53岁的村主任郑元金刚从王均瑶葬礼上回来,他告诉我:“渔岙村有500多户渔民,2000多人口。600多年前,这里是明朝抗击倭寇的战略要地,在村子的东北和东南两个山岗上,至今还有两个烽火台。过去这个村有30多条渔船,养活着村里几百号人。那时集体出海,集体打鱼。海生物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资源,海鲜是‘皇帝的女儿不愁嫁’。小小的渔村吸引着方圆几百里的挑贩爬山涉水来这里进货。靠这老天爷赋予的自然资源,村里谁还想出去闯世界?20世纪80年代后,情况就变了,随着人口的增加、资源的枯竭,一时间‘僧多粥少’,人们不得不想办法到外地去发展。”
  “王均瑶是第—个出去闯荡的人吗?”笔者问。
  郑主任精瘦的脸变得沉重起来:“你要了解王均瑶的情况,我晓得的也不多。这孩子从小就不爱说话,十几岁便离开了村子,我对他的印象不太深。我只知道小时候他家很穷,父亲是个孤儿,姓徐,是王家招女婿过来的,所以孩子们都跟着母亲姓。解放前王家是很有实力的,王均瑶的外公是这村子的保长,也是这个村的最高权力者,解放后,被判了死刑。从此,王家开始走下坡路。王均瑶有两个姐姐两个弟弟,母亲有条腿不太好,只能在家里织网,做些家务,一家7口人全靠父亲出海打鱼为生……”
  作为长子的王均瑶,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,必定会产生振兴王家、撑起王家的责任感。
  “在学校里,他就是静不下来,上课时,他不是到海边去摸海红(一种可吃的海生物),就是到山上去砍柴。在他三兄弟中,他的学习成绩是最差的,读到小学三年级,他就退学了……在我的印象里,王均瑶不太爱说话,但在小伙伴里似乎很有威望。村里小孩打架时,总看到有他在,并指挥着自己的一支‘队伍’。”现已退休的王均瑶的老师黄丕林说。
  王均瑶退学后,就跑到大姨家的印刷厂当学徒。印刷厂设在与大渔镇相邻的金乡镇(20世纪80年代初,金乡是全国第一个搞印刷、商标的专业镇,龙港成为印刷名镇是后来的事)。王均瑶在那里,白天跟着叔叔阿姨们学印刷,晚上就给全国各地的客户写信拉业务,把当地一些印刷品的样品以信件的形式寄往全国各地。如果哪个厂家有兴趣回了信,他就进一步联系,直到把客户抓到自己的手里。就这样干了两年,王均瑶觉得要赚大钱,必须走出金乡搞推销。当时他只有14岁,他知道如果单独一人出去闯,即使自己有这种胆量,客户也不会与他这个“娃娃兵”谈业务。于是,王均瑶回到家里找母亲商量,希望隔壁的肖玉宝叔叔能带他出去闯一闯。肖玉宝曾经在福建一家木材公司做会计,后来回到家乡做起了推销员,主要是推销金乡一家工艺厂的塑料和商标制品,一年四季都在外面跑。
  “那天,均瑶的母亲找到我,要我带他出去闯闯,我见那孩子个儿不高,瘦瘦的,怕他吃不了这个苦,万一在外面跑丢了怎么办?均瑶的母亲就说,我这孩子很听话,你叫他做什么,他就做什么,不会给你添乱。当时我见他眼睛一闪一闪的很机灵,又禁不住他母亲的恳求,便收留了他。”肖玉宝已经76岁了,可是对于这段记忆他却超乎寻常地清晰。
  问及王均瑶的一些情况时,肖玉宝满脸自豪,他回忆道:“第一次带王均瑶出去是到江西。在与一些厂家洽谈的过程中,我察觉均瑶的脑子特别灵,对方出个什么价,他的眼珠子一转,根据自己的成本,马上就知道这笔生意能不能做,合不合算。第二次带他出去,是到河南省政府、郑州市政府去谈一笔业务,他见到守门的枪兵有点紧张。我告诉他,在外面联系业务,首先要胆大,什么地方都要敢闯,做生意不是做坏事,人家不会吃掉你。均瑶连连点头。那一天,我们两人跑得很累,我回到旅馆就想睡觉,均瑶却对我说,他想一人去看戏。我说:‘这么大的省城,晚上走丢了,我如何向你母亲交待?’他说:‘不会的,我白天已经把路线都记下来了。’我还是摇头不让他一人出去。他用恳求的眼光望着我:‘您就让我出去练练胆儿吧!’我只好随他了。均瑶走后,我躺在床上,一直睡不着,总担心这孩子会迷路。可没想到,他走了不到两个小时,就满脸是笑地回来了。从那一刻起,我觉得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。”
  从肖玉宝家出来,天空还飘洒着绵绵细雨,像是整个渔村都在哭泣。我走下山坡时,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很扎眼的祠堂,村主任说:“这是王家的祠堂,王均瑶的外公在世时,这里是一所学校,他外公兼任校长。前几年王均瑶回来扫墓时,又修筑了一次。我在参加均瑶的追悼会时,他母亲满脸泪水地对我说:
‘我们老家没风水,人才留不住呀!’说完就放声大哭,我的眼泪也禁不住流了出来……”
  王均瑶出生的渔岙村,除了给他一条穷命,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发财的机遇和资源,以致后来他从不提自己的出生地,就连大渔镇和金乡镇他也不提。他向媒体介绍时总说自己是龙港人。因为大渔是一个无名小镇,金乡在20世纪80年初风光过,就不再是名镇了,而龙港作为“中国第一座农民城”,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。
  在中国的生意场,“出生地”是一种无形的资本,影响着谈生意的成功率。在大渔镇采访时,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:“王均瑶在与外国人接触时,说自己是上海人;与上海人接触时,说自己是温州人;与温州人接触时,说自己是龙港人;与龙港人接触时,说自己是金乡人;与金乡人接触时,说自己是大渔人;与大渔人接触时,才说自己是渔岙人。”
  村主任还告诉我:“2002年春天,我听说王均瑶要来龙港,就连夜到‘均瑶大厦’去找他。我说,村里的小学已成了危房,村里较穷,拿不出钱来修学校,能不能支持一下?他说,这是小事,找我妈就行了。你先搞,差多少我补多少。后来他妈说手上也没多的钱,只给了2万元。”旁边一位村民插嘴道:“他给藻溪镇小学是20万元,给大渔镇中学也是20万元,给我们村是最少的。”村民们还说:“王均瑶一般很少回村。两年前的3月份,王均瑶带着母亲等人回来过一次,开着车来的,只匆匆的个把小时,没有与什么人接触,这是王均瑶最后一次回渔岙。”
  王均瑶的上述行为,笔者是可以理解的。他不是不爱渔岙,而是他穷怕了。当他一身锦衣地融入上层社会时,他的这种怕又转变成了对贫寒身世的抱怨和憎恨。即使后来王均瑶有了35亿元的庞大资产,他依然不能忘记童年的窘困和辛酸。
  然而,渔岙的2000名父老乡亲能明白他吗?他们能原谅他吗?
  渔岙毕竟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啊!
  
  一步登天,将生命的能量提前用尽
  
  王均瑶只跟肖玉宝跑了一年半,就开始单鸟独飞了。
  那时,他还是一只羽翼尚未丰满的小鸟。可是,他却要在风雨中搏击长空。
  1989年春节前夕,王均瑶跟温州老乡们一起包了一辆豪华大巴,从长沙回苍南。汽车在1200公里的漫长山路中颠簸前行,车上的人都累得够呛,王均瑶感叹了一句:“汽车真慢!”旁边的老乡挖苦他说:“飞机快,你包飞机回家得了。”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。这位爱思索的年轻人开始反问自己:“土地可以承包,汽车可以承包,为什么飞机就不能承包?”但王均瑶没有作声,他知道,当时别说是包飞机,就是连买机票都需要县团级以上的证明。
  然而,王均瑶却抓住了这句话,做起了“包机”文章。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,也许是王均瑶正处在“以勇取胜”的温州时代,经过长达9个月的走访、市场调查、与有关部门沟通,最后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是:王均瑶盖了100多个图章,终于在中国民航铁桶一般的大门上撬开了一条缝。
  1991年7月28日,一架从湘江畔飞来的“安24”银鹰,稳稳地降落在温州永强机场。王均瑶开创了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,同时他也为自己赢得了“胆大包天”的个人品牌。“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,我的个人形象、人生道路都改变了!如果说人生是个大舞台,那一天,作为一名演员,我面试合格,被允许登上舞台。”那年王均瑶只有25岁,一个贫穷的农民,一个小打工仔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风云人物。就是这一次人生的巨变,使王均瑶的欲望急剧扩张,随后他一下子包了50条线。再后来他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——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。
  2004年11月16日,记者在龙港镇采访,一位乡镇干部说:“其实王均瑶包飞机并没有赚到钱。当时,他一无航空知识,二无包机经验,走的是前人从未走过的路,头几年亏得特别掺。温州——上海线在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亏损60万元,1997年又亏损200万元;温州——昆明线1992年至1993年上半年因客源不足亏损230万元;深圳——义乌——上海线从1994年到1997年共亏损500万元;温州——珠海线蒸发80万元;温州——南京线重亏100万元……”
  但王均瑶不得不继续走下去,“包机”是他的无形资本,“包机”是他的品牌,如果不包机,谁还知道王均瑶呢?他还能把生意做大吗?于是,他扛着“包机大王”的旗帜,开始“超常规发展”,向四面突击:
  1994年6月,均瑶进入乳业,建成年产达30万吨的生产线;
  1997年11月,投资近亿元的温州均瑶宾馆投入运营;
  1998年10月,投入巨资,以平均每辆68.8万元买下了近百辆温州出租车的永久经营权证;
  1999年12月,在上海浦东康桥征地200多亩后,将集团的营运中心、人才中心、信息中心迁入上海;
  2002年8月18日,经国家民航总局批准,均瑶集团以18%的股份入股武汉航空公司,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、武汉航空公司和武汉高科控股集团共同组建“东方航空武汉股份有限公司”;
  2002年10月10日,上海均瑶集团又以5.5亿元投资收购了一幢32层高、总面积达8万平米的商务大厦,大厦位于上海繁华的徐家汇肇家浜路,经批准命名为“上海均瑶国际广场;
  2003年6月16日,投资逾5亿元的宜昌均瑶国际广场奠基开工。该建筑地处湖北省宜昌市的黄金地段。整个项目包括五星级酒店、购物中心和大剧院三大主题,总面积约10万平米……
  王均瑶的战线越来越长,阵地越来越大,而他的管理水平却很难同步提高,很多事情仍不放心交给他人,非要战前指挥,有时甚至既当指挥官,又当士兵。据说,王均瑶在考察浦东那块地时,曾亲自用脚一步一步去丈量。
  他担任上海浙江商会会长后,策划组织了“新浙商财富沙龙”、“新浙商欧洲行”、“新浙商走进崇明岛”等一系列活动,极大地提高了新浙商在上海的形象和地位。2004年6月中旬,王均瑶明知身体不舒服,仍亲率浙江商会代表团赴欧洲考察。在发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,他再次抱病率百名浙商上崇明岛考察,并坚持开完理事会,才去医院检查治疗,一直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到最后一刻。
  杭州一位新闻界的朋友说:“在商会的会刊《新浙商》出刊前,王均瑶跟着编辑们一起奋战了5天5夜,每篇文章、每个标点都认真修改。因此人们说他虽然胆大包天,但同时也是心细如发。”
  后来记者到上海采访,均瑶集团党委书记陈理说:“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,王均瑶于8月份出院了。那一天下午6点半,大部分员工还在办公室,他谈笑风生地进了公司。当我闻讯过去时,正看见他大步跨入写字台后面的椅子。他长嘘了一口气,兴奋地说:‘离开公司这么长时间,真是憋死人了,我要好好地感受办公室的气氛。’说完,他开始审阅当天的《均瑶新闻》,过了很久才意犹未尽地姗姗离开。”
  王均瑶后来也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好:“我希望能够逐步从董事局退出来,用更多的时间来思考、来学习。”然而,他的执著使他的“退出”成了一个虚拟的希望。
  过度的操劳,是王均瑶病倒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本来一个人体内储存的能量能使其活到80岁或120岁,而王均瑶却仅用38年就把这些能量提前用完了。38岁——这个生命之花本该盛放的季节,王均瑶猝然枯萎!
  高处不胜寒,压力将他推向死亡的快车道。
  从渔岙村村主任拿出的一个笔记本里,笔者看到了王均瑶所担任的社会职务:
 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
  中华全国工商联执委
 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
 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
 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
  上海青年联合会常委
  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
  上海各地在沪青年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
  上海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
  浙江省青年联合会常委
  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常委
  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
  温州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
  温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
  温州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
  一个企业家被聘担任社会职务是很正常的事,但像王均瑶拥有这么多的职务,笔者却很少见到。而且每个协会的活动他都争取参加,不让自己有片刻喘息的机会。即使是钢铁也有疲劳性,然而,王均瑶却像一架永不知疲劳的机器,疯狂地工作着。直到2003年的一天,他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剧痛,实在坚持不住了,才去医院检查。医生诊断为食道癌。
  这个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让王均瑶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万念俱灰。想想自己从白手起家创办国内首家民营包机公司,到建立国内最大的民企液态奶企业,再到总资产35亿元的均瑶集团,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正是如日中天的黄金时期,而这一切都将随生命的终止而画上休止符吗?扛过了多少艰难困阻,闯过了多少激流险滩,来之不易的辉煌很快就要如流水而去,“英年早逝”这四个恐怖的字眼竟然真的落到了自己的身上?
  如果这时候王均瑶能侧身勇退,病情得到控制不是不可能的。然而,他却放不下手里的工作,他也不能放下手里的工作。
  因为他拥有的航空、乳业和置业投资三大板块,均面临着严峻挑战:乳业虽已经形成华东以无锡为中心、西南以宜昌和当阳为中心、华北以丰润为中心的生产基地,但因乳品行业经过多年市场竞争,利润已大大摊薄,以致在均瑶集团的预算中,2004年3.5亿元的销售收入仅仅会带来1000万元的净利润;而在航空领域,由于政策限制,短期内均瑶集团的发展空间也十分有限,预计航空板块16亿元的销售收入能为集团带来4000万元左右的利润。而此时王均瑶一直希望收购的宜昌机场早已“花落别家”,在年初被海航斥巨资收购。所以,王均瑶要成为中国收购机场第一人的宏梦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了。
  面对公司这样一个局面,他能退出“江湖”安心养病吗?何况还有“要当大陆李嘉诚”的理想,支撑着他“宁可战死在战场,也不当逃兵”。
  有知情人告诉笔者,活力四射的王均瑶,常常累得倒头入寝,靠身就睡。每当疲劳之后,他就以酒提神,和朋友们一起“搞搞气氛”,他喜欢唱张学友的《一路上有你》。
  尽管王均瑶想用“酒”、用“歌”来减轻自己的压力,然而,杯酒欢歌怎能抵得过旷日持久的巨大压力?
  2003年7月20日,他终于被扳倒了,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。王均瑶不想让更多的人打扰他,另外,他不能让股东们知道他病了,这样对公司是不利的,于是他对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。当他在医院做完第一次手术,有位朋友问他:“最近怎么瘦了?”他笑着回答:“在减肥。”据瑞金医院护士讲,王均瑶之前曾以王华的身份在瑞金医院动过手术,但7月病情复发,又被送入瑞金医院,直到去世(王华是王均瑶以前在苍南从事印刷业、发业务信时用的名字)。
  王均瑶为什么要隐瞒病情?有人分析:一是他的两个兄弟——王均金和王均豪还不足以担当起均瑶集团领导人的重任;二是均瑶集团近年的扩张非常迅速,在银行借了大量贷款,此刻王均瑶个人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引起银行的关注。
  究竟哪一个答案才是王均瑶隐瞒病情的真相?人们无从知晓,但可以肯定的是,王均瑶是经济时代的英雄,却不是一个合格的老总。因为一个合格的老总不仅会处理公司事务,还很会放松自己。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非常自觉地坚持有规律的生活,烟酒基本不沾,按时起床睡觉,如果时间允许,还会晨跑;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每年都抽出1/3的时间来过自己的生活:登山、漂流、滑雪等;世界首富比尔·盖茨指挥着4万多名职工,而他每天上班只做一件事,给自己的几个副手写一张便条,然后,说两句话:第一句是“便条你看了没有?”第二句是“然后呢?”
  可以说王均瑶的死,与他长期处在重压下的生活有很大关系。
  据医学表明,食道癌的病发有三种因素:一是食物,二是压力,三是遗传。这三条王均瑶基本上都具备。渔岙村民讲,王的父亲也是死于食道癌。这一点他不但没有防备,反而要经常出席大项目谈判之后的饭局,喝酒也是常事。但了解王均瑶的人都说,夺走他生命的主要敌人是压力。一位研究免疫的医学博士说:“人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,免疫力会下降80%,患癌症的可能性达到100%。在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时,不少破产企业的老板,两三年后均死于癌症。人们还对白鼠做过试验,把白鼠关在笼子里,隔一会儿干扰它一下,不让他休息,过不了几天它就会死亡。”
  据均瑶集团副总裁李涛介绍:“王均瑶生前想淡出管理层,进行家族制企业改造,但最终他没能抵住来自家族各方的压力。”李涛回忆说:“那阵子王均瑶经常会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沉思。”当时很多员工经过董事长办公室时,经常看见王均瑶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,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。如果当初不再犹豫,王均瑶也许不会死。
  一个人在知晓生命即将终止时,时间就成为他最珍惜的东西。不同的是,有人是珍惜时间享受最后的生命之乐,有人则是珍惜时间完成尚未达成的夙愿。王均瑶属于后者,在经历了万念俱灰短暂的痛楚后,他很快平静下来:死则死矣,惊恐万状只能加重痛苦,不如坦然面对一切,抓紧有限的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
  
  均瑶走了,留下了什么
  
  2004年11月中旬。
  笔者在温州大街上拦了一辆的士:“到均瑶大厦,知道地方吗?”
  “知道,”司机说:“王均瑶不是死了吗?还到均瑶大厦找谁?”
  笔者装着不知道地问:“怎么死的?”
  “太坏了。”
  笔者以为没有听清便问:“您说什么?”
  司机又重复了一遍:“太坏了。”
  “他是你们温州的首富,家有35个亿的资产,《福布斯》榜上有名,怎么坏呢?”
  “他没钱,都是银行的钱,现在还欠银行的几个亿呢。他就是胆子大,1999年,温州市政府向社会放出了300个车牌公开拍卖,当天早晨一开拍,二个车牌就拍到了60万!他却报出68万元的高价,拍得了80多辆出租车车牌,没有搞两年经营不下去,就给卖了,几乎是原价卖的。”司机指着窗外马路上写有“均瑶”字样的出租车说:“你看,这些车都是别人的,不是王均瑶的。”
  笔者反驳:“他现在的主业是经营飞机。”
  司机说:“经营飞机是不赚钱的,全国没有一家航空公司赚钱,他能赚多少钱?报上说的都是笔者帮他吹牛的。到了。”当出租车停在均瑶大厦门口时,司机往车窗外一指:“你看,这均瑶大厦都被围起来了,已经停业几年了。”
  为证实这些话的真假,笔者下车后走近被跳板围起来的均瑶大厦,从围着的缝隙往里看,只见大厦门口堆满了铁锈斑斑的钢管,几个穿着迷彩服的工作人员不知在敲打着什么。笔者绕到后门去,从后窗朝里看,只见房子的地基已被敲得稀烂。一个工人从旁边一个侧门里走出来,笔者迎上去问:“这均瑶宾馆什么时候开业?”
  他说:“明年年底。”
  “是什么原因停业?”
  “地基歪了,要重新修整地基,工程很大。”
  “修好后准备做什么?”
  “建四星级宾馆。”
  在金乡镇采访有关部门时,有人说:“王均瑶我们不了解他,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金乡人,我们也不把他看成金乡人,他对金乡也没有什么贡献。”
  笔者说:“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,他在金乡待过几年,而且金乡是他创业的发源地。”
  “也许吧。”
  “他是什么时候走的?”
  “有人说,他在餐馆和别人打架,公安局要捉拿他,他就跑了,不回来了;也有人说,他私自办企业,偷税漏税,税务局找他,他就跑了。后来,听说他包了飞机,我们才知道他的下落。”
  《温州人》杂志曾向200名温州百姓做过调查,当问到最成功的老板时,答案是:南存辉第一,王均瑶第二。当问到哪个温州老板最有出息时,答案是:南存辉、王振滔、周大虎、郑秀康、吴志泽……却没有王均瑶。
  有位温州人说,王均瑶死后,他的集团面临着四大挑战:一是均瑶集团上下都充满着王均瑶气息,作为弟弟的王均金如何才能重整旗鼓,把企业做成“百年老店”?二是由于均瑶集团是典型的家族企业,摆在王均金面前的是如何把它改造成现代化企业?三是目前牛奶产品价格战越打越烈,乳业洗牌异常惨烈,均瑶乳业能否继续发展?四是均瑶集团刚刚拿出2.4亿元的现金入主大厦股份,在宏观调控形势严峻、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,均瑶如何渡过资金困局?杭州一个学者听说王均瑶病逝的消息后,发出感叹:“王均瑶的去世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,它象征着温州一个时代的结束。”他认为王均瑶是温州商人的典型符号,随着中国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,最早创业的那一代温州人必须改变原有模式,所谓的温州模式可能要结束它的风云时代了。
  原温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应云进副教授表示,王均瑶其实代表了温州“以勇取胜”的一代创业者,他们这一代企业家是从市场不平衡中寻找商机。但是现在是一个“以智取胜”的时代,温州模式和温州企业家的经营方法都必须转变。
  王均瑶的病逝,引发了许多浙江商人的触动。笔者在采访时,经常听到企业的老总谈起,生意场上激烈的竞争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力透支,使体质越来越差,不知道什么时候王均瑶的悲剧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  更多的学者却预测:由王均瑶之死,很快会在中国企业刮起一阵科学管理的旋风,因为只有懂科学管理的人才会活得轻松愉快。在国外“轻轻松松当老板”是一句很时髦的口头禅。美国有一份压力指数调查表,排在第一位的是矿工,第二位是警察,第三位是飞行员,第四位是司机,第五位是演员,第六位是医生,第七位才是总经理,排在最后一名的是图书管理员,他们只担心别人还不还书就行了。当老总的最高境界,就是要像图书管理员一样地轻松。可见真正的老总压力并不很大。压力大的老总决不能算一个合格的老总,至少不能算一个懂管理的老总。
  
  后记
  
  茫茫人世,总有人来,亦有人去。可是一个商人的去世,却在2004年的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可能更多的人会对他的英年早逝深感同情和惋惜,也会有人把它当成给社会各阶层人士敲响的“以命换钱”的警钟。
  2004年11月18日,因“包机大王”王均瑶的病逝,笔者特地来到柳市采访温州首富南存辉,希望他能针对“王均瑶事件”谈谈看法。正泰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廖毅告诉作者:“南董把自己的工作分成了三个三分之一: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,学习、考察、商务谈判;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,进行一些公关活动;还有三分之一是在公司处理一些事情。也就是说他在公司很少做一些具体事,他主要考虑企业的战略和方向问题。”
  廖毅还讲述了南存辉的“懒蚂蚁理论”。在人们的印象中,蚂蚁是很勤劳的。但有位生物学家发现蚂蚁中也有一种懒蚂蚁。如其他的蚂蚁都在啃骨头时,有少数蚂蚁却在袖手旁观,一会儿这里瞧瞧,一会儿那里看看。结果在那些勤劳的蚂蚁啃完骨头,仍感到饥饿绝望的时候,懒蚂蚁就开始把勤劳蚂蚁带到自己在“这里瞧瞧,那里看看”时发现的食物场所,于是懒蚂蚁成为领军人物。据生物学家研究表明,懒蚂蚁和勤劳蚂蚁的比例是2:8,这正好符合富人和穷人的比例,人们称这些懒蚂蚁为企业家。所以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是勤劳的蚂蚁,而应该是“懒蚂蚁”。如果一个企业家整天像勤劳的蚂蚁一样忙个不停,哪有精力来研究战略上的问题呢?
  狄更斯说:“这是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。”对民营企业来说,这个时代不再步履蹒跚;对企业家来说,却是殚精竭虑,透支生命。
  几年前,青岛啤酒总经理彭作义壮年而死;不多时,54岁的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倒在跑步机上;现年44岁的麦当劳总裁因患癌症辞职……事实上,企业的健康是以企业家的不健康为代价的。
  然而,王均瑶给企业家带来的另一个思考是:在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后,仍然“事必躬亲,做拼命三郎”是否是可取的管理方式?
  我们常说,很多温州家族企业的创立者属于“特殊的人力资本”,他们所有的公司是“一个人”的公司,这不仅仅是指公司的大股东常常是一个人,而且公司的重大经营运作靠的也是一个人。通俗一点讲,就是关系资本,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对创始人健康状况讳莫如深的重要原因。因为创始人一走,相应的社会信用就会被带走,许多东西就变得无法追溯。企业创立者在公司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,但当经济发展到有序的时候,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制度性的建设。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,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,这是现代企业运作的基本方式。靠制度、靠规范,让一个企业、一个机构、一个决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,仅靠一个人的力量的时代该结束了,上海标签印刷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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